歷史地看，盡管“哲學”以及與哲學實質內涵相關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國相對晚出，但這并不是說，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論活動與理論形態。這里需要區分特定的概念與實質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學”以及與哲學實質內涵相關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著實質層面的思想和觀念也同時付諸闕如。

當然，智慧之思在中國哲學中有其獨特的形式，后者具體表現為對“性與天道”的追問。中國古代沒有運用“哲學”和“智慧”等概念，但卻很早便展開了對“性與天道”的追問。從實質的層面看，“性與天道”的追問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層面的探索，其特點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與天道”的追問是就總體而言，分開來看，“天道”更多地與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聯系，“性”在狹義上和人性相關，在廣義上則關乎人的整個存在，“性與天道”，合起來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這一意義上的“性與天道”，在實質層面上構成了智慧之思的對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關于“性與天道”的追問，同樣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為其實質內容。從先秦開始，關于“性與天道”的追問，幾乎伴隨著中國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進而言之，中國哲學不僅實際地通過“性與天道”的追問展開智慧之思，而且對這種不同于知識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漸形成了理論層面的自覺意識。

由以上視域考察勞思光先生所著《新編中國哲學史》，我們便不難注意到其特點和意義。作者首先展現了對中國哲學的“哲學”關切，強調“一部哲學史，雖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在具體的論述中，作者每每非自限于歷史的考察，而是注重于理論的闡釋。以老子哲學的評述而言，作者特別提到其“自我之境界”，并分別從“德性我”（moral self）、“認知我”（cognitive self）、“情意我”（aesthetic self）加以分疏，以此揭示老子“自我”之說的多重哲學內涵。這種考察不同于歷史的描述，而側重于概念分析，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理論意蘊。

基于“哲學”的立場，作者進一步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基源問題研究法”。這一方法的主要之點，在于把握哲學史中不同系統試圖解決的根本問題，由此進而進行邏輯的重構并展開理論的分析。歷史地看，中國哲學史上具有獨特個性和原創意義的哲學系統，都有自身的核心觀念或“宗旨”，其多方面的思想每每圍繞這一核心的觀念而展開，從《莊子》的《天下》篇，到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論及各家各派思想時，都注重把握這種宗旨，黃宗羲更自覺地肯定“學有宗旨”，并以得其“宗旨”為學術史研究的內在要求。勞思光先生的“基源問題研究法”，既上承了以上的研究進路，也使之獲得了現代的形態。

在肯定中國哲學為“哲學”并注重把握其核心問題的同時，勞著對中國哲學的歷史特點也予以了多方面的關注。作者曾批評馮友蘭“不大了解中國哲學特性所在”，并認為其著作“雖有一部分確是哲學，但并非中國哲學”。這里重要的并不是對馮友蘭哲學史論著的具體評論（這種評論是否確當，可以進一步討論），而是其中所蘊含的如下意向：中國哲學史研究應把握中國哲學的歷史特點。在談到王陽明的心性論時，作者一方面將其與“道德主體”的理論作了溝通，另一方面又認為其學說“缺乏思辨上之強力論證”，并指出：“若不輔以一套較嚴格之語言，處處清理所涉觀念，則此種思路即易被誤解、誤用而喪失本來面目?！边@一分析注意到了心學在概念辨析之維存在不足，而從更廣的層面看，則有見于中國哲學在邏輯分析方面比較薄弱的特點。

不過，作為一本通論性的哲學史著作，《新編中國哲學史》也有其自身的限定。盡管作者展現了相當的理論自覺，并處處留意于哲學的分析，然而，相對于作者所提出的學術旨趣和目標，似乎仍存在某些令人難以完全滿足之處。書中很多方面固然試圖體現理論的視域，但往往未能充分地敞開相關問題所內含的普遍哲學意蘊。以老子哲學而言，作者雖然注意到從自我之維考察老子哲學的特點，但對作為老子哲學的核心范疇的“道”，卻似缺乏深入的分析。在專論老子之道的部分中，作者的總體看法是：“總之，萬物萬有變逝無常，唯‘道’為常，而所謂‘道’之內容即是‘反’；換言之，萬象萬有皆可由A變為非A。此理似甚泛，然老子即由此推出其中心之主張?！笔聦嵣?，從形而上的層面看，老子以道為第一原理，其意義首先在于揚棄原始的陰陽五行說。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又以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的四大之說確認了人的存在，從而不僅以本體論上的“有”（being）為關注之點，而且將人自身之“在”（existence）引入了哲學之思。從理論上看，存在的探尋總是與人自身之“在”聯系在一起。相對于本體論意義上的“有”（being），人自身之 “在”更多地展開于現實的歷史過程。離開人自身之“在”，存在（being）只具有本然或自在的性質；正是人自身之“在”，使存在向人敞開。盡管老子在對道作終極追問的同時，仍具有某種思辨的形式，然而，在四大的形式下，老子將人與道、天、地加以聯結，無疑又蘊含著溝通存在（being）與“在”（existence）的意向。同時，老子主張“尊道而貴德”，就形上之域而言，“尊道”意味著由現象之域走向存在的終極根據，“貴德”則蘊含著對個體的關注；在尊道貴德之后，是對統一性原理與個體性原理的雙重確認。如果說，肯定域中有四大著重于道與人、存在與“在”的溝通，那么，尊道而貴德則要求在更普遍的層面，打通形上本體與形下個體，二者可以視為同一思路的展開。在考察老子道論時，作者以“甚泛”加以概括，對其中所蘊含的以上這一類深層哲學內涵，似乎未能給予必要的關注。